两美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聚焦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

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55分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的贡献。

瑞典皇家学院在公布结果时说:“他们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威廉·诺德豪斯。(图片来源:北京《新京报》旗下微信公号“外事儿”)

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开克,任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经济活动是如何与基础化学和物理相互作用从而导致气候变化的。诺德豪斯首创了描述全球经济与气候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这一模型如今被广泛用来研究气候政策干预,例如碳排放税的后果。他的研究表明,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是对全球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碳排放税。

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环境、价格、能 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主要研究领域:增长经济学、工资与价格、生态管理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保罗·罗默。(图片来源:北京《新京报》旗下微信公号“外事儿”)

保罗·罗默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以促进技术进步的数理模型。

保罗·罗默阐述了经济力量令企业产生新想法和创新意愿的过程,其研究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在鼓励新思想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方面催生出大量新研究,同时揭示了增长是如何由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产生的。

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3月他曾受邀参加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

不是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综合上海澎湃新闻、北京《新京报》旗下微信公号“外事儿”报道,1896年,瑞典科学家诺贝尔辞世并立下遗嘱:“请将我的财产变做基金,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一年度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为了实现诺贝尔的遗愿,瑞典国会折腾了好几年,终于在1900年通过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设立了化学奖、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5个奖项。

也就是说,今天宣布的经济学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奖,因为它是在诺贝尔去世几十年后才被设立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增设,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不过,尽管它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但此奖项与其他诺贝尔奖享有相同地位,遵循类似的评选规则。

该奖项的评奖机构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相同,均为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过程也仿照诺贝尔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评选委员会”,由该学院的五名成员组成。

每年9月,评选委员会会向数千名科学家、学会成员和大学教授寄发邀请函,请他们提名下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候选人。

评选委员会和特别指定的专家会在来年对提名进行审查,并于9月结束前决定最终候选人名单。该院的社会科学家们会在10月初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投票表决,每年最多可选出三名获奖者。

该奖项的奖金由瑞典中央银行拨付给诺贝尔基金会,金额在1000万瑞典克朗左右,每年因经济形势变化而有所浮动。2018年的经济学奖金是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96万元)。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颁发给了拉格纳•弗里希(RagnarFrisch)与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以表彰他们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中的贡献。而简•丁伯根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尽管成功整合进了诺贝尔奖的评选体系里,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争议辈出。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四名获奖人,皆曾经呼吁废除此奖。哈耶克领奖时表示,倘若当年征询他的意见,肯定不建议设奖。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呼吁瑞典皇家科学院废除经济学奖。2001年,诺贝尔家族成员在《瑞典日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降低了诺贝尔奖的格调。

“非经济学家”得主的中国情结

长期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年长者之奖”。

据统计,该奖项得主的平均年龄为67岁。其中,最年轻的得主是5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而最年长的得主是90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赫维克兹。其中,近70%的得主来自美国,其次则大多来自西欧。此外,2009年因对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而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奥斯特拉姆,是经济学奖唯一一位女性得奖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奖项的所有得主中有两名非经济学家,分别是1974年得主司马贺和2002年得主丹尼尔·卡内曼。

其中,有着中文名字的司马贺与中国渊源颇深。

司马贺原名赫伯特·西蒙,出生于1916年。在“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坚冰后的1972年7月,他作为美国计算机科学代表团成员首次访问中国,后多次来华交流讲学并合作研究,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0年,他作为美国心理学代表团成员第二次访华时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司马贺,与英文“西蒙赫”谐音,之后更是以70多岁的高龄开始学习中文。

司马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科学家。他跨界获得9个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

他还是人工智能学说的创始人之一,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年,又成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

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对经济学有所涉及并创立了“注意力经济”等学术理论。但是,或许是其他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获奖前没人称他为经济学家。

丹尼尔·卡内曼则是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他从未接受任何正规的经济学课程,但因为心理学领域的“展望理论”对行为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生活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过包括约翰·纳什在内的诸多数学家,但随着经济学与其他领域的结合,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等分支的兴起,也让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更接地气。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的获奖理由正是“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他曾提出“心理账户”的观点,指同等数目的钱在人们的心中是有差异的,不同途径获取的钱会被存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同样是10万元,辛苦赚来的会花得小心翼翼,而意外中彩票得来的钱花起来就会更大方。

2015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曾对45万美国人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该调查基于2008年和2009年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所进行的幸福指数调查数据。他们经过梳理后发现,若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内,人的幸福感会虽收入增加而增加,但超过这一界点,人的幸福感增加便不再明显。

2012年,埃尔文·罗斯(AlvinRoth)获奖,理由是“创建‘稳定分配’的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他最为著名的设计是“全国住院医生配对程序”,通过这一程序,每年美国约有20000名医生找到了心仪的医院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他还帮助设计了纽约高中配对系统,每年有约9万名高中生通过这一系统择校。

2002年,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成为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理由是“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卡内曼曾提出著名的“锚定效应”,指当人们做出判断时,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例如,餐厅在制定菜单时,会故意设置一个价格特别高的菜品,让其他菜品看起来更实惠。

1992年,盖瑞·贝克(GaryBecker)获奖,理由是“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贝克将经济学思维引入了社会学,以解释犯罪、婚姻、嗑药、和歧视等问题,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开创者。他曾以出租车司机对乘客的“歧视”举例说明“歧视方也有成本”的观点,如果出租车司机因为歧视而拒绝载一位乘客,那么司机也会因此而蒙受继续空载产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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